狂草泥马（神兽尼玛）

摘要：与传统秽语的“污名”相较而言，“网络秽语”的语言传播从“污名”走向“自污”与“互污”，成为交际网语中的极端现象。就传播主体而言，施污者与受污者呈现融合之势;就传播表征而言，有风格标出、仪式抵抗、泛污名化的特征;就其传播效果而言，有助于社会情绪的泄洪，却致使社群的精神矮化、身份降维，并映射出社会断裂、信任缺失与共识漂移的社会现状。网络秽语的“去污”，是网络亚文化引导、公共交往伦理建设的重要维度，有助于和谐社会关系的缔结。

在媒介、语言同文化环境的关系论述中，媒介环境学派的沃尔特·翁(Walter Ong)认为，人类社会的变迁从“原生口语文化”(primary orality)走向电子技术的“次生口语时代”(secondary orality)，必然引起社会、经济、政治、宗教等结构的变化。网络空间是国别、地域、方言混杂的多语社会，广义的网络语言(Net－Speak)包括基础网语、交际网语、高级网语三个层次，在交际网语中，近年来呈现出语言的“污名化传播”趋势。“污名”一词最早源自古希腊，原指一些道德规范所认定之不正常或不好的身体征候(bodily sign)，后指称耻辱和坏名声。美国社会学家欧文·戈夫曼(Erving Goffman)1963年提出污名(stigma)的学术概念并将其作为社会歧视的起点，指在成见作用下，将个体或集团的某些特征与带有轻蔑歧视色彩的道德评价相关联，“污名是一种社会特征，该特征使其拥有者在日常交往和社会互动中身份、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受损”。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·埃利亚斯(Norbert Elias)认为污名化是“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”;及至克洛克(Crocker)、克里根(Corrigan)、费伦(J．C．Phelan)、林克(B．G．Link)等人，社会学视角的“污名－标签”框架逐渐形成。

作为一种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，污名现象成为中国转型期的一扇社会观察窗，本文在污名研究的社会学取向(侧重污名的功能和社会性)与心理学取向(侧重污名形成的认知条件和认知过程)之外，对网络秽语的传播路径、污名化特征及其传播伦理进行检视，以期在网络亚文化生长以及风险社会控制的命题之下，探寻国家文化治理的一种路径，求证网络公共交往的理性重建。

一、“网络秽语”污名传播的演变路径

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认为，语言的研究要超越结构主义语言学框定的自足系统，因为“话语离不开语言法则，但它更依赖超语言学因素。诸如话语行动、对象和语境。”语言的选择是语域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环境是其风格与语体变化的重要动因。自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因特网22年以来，BBS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言论自由市场，社区论坛、即时通信、社交媒体等等建立了无缝的网络交往平台，“言”成为主体存在的主要方式。近几年来，“逼、屌、尼玛”等各种酷语、俚语、秽语在网上大行其道，网络秽语与传统秽语在污名化传播上存在着承继与互文性关系———“骂的寻根学”便是污名的传播史。

从“民间隐语”到“公共秽语”

詈词的生产和传播与人类源起相伴生，任何国家与时代都有特定的脏词系统，詈词也是汉语的一部分。自先秦以降，便有禽兽类詈词、身份类詈词、种族类詈词、性别类詈词等，“其生成根源在于定贵贱之分，明华夷之别，辨人兽之异，其发展归宿在于人兽之辨。”秽言之污，触突尊贤，对位贱者或女性进行贬斥轻辱，在士大夫价值体系之中被视为恶言、隐语。文艺批评家朱大可认为，“秽语(脏词)是色语和酷语的混合物……代表着民间社会的美学立场，并且常常渗透进了国家上层分子的话语词典。”用粗俗、贬损、猥亵和诅咒的禁忌语进行污名辱骂，使对方感到敌意与羞辱，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。现代文明社会用检查制度、道德规范等多重过滤对不良语词进行清洗，将其阻挡在词(字)典、公开印刷物(报刊和书籍)、广播电视等媒体之外，传统秽语一直是传播渠道有限的、受控的低俗文化，多控制在私人领域。

语言具有历时、共时的属性，二者的相互包含是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的核心观点。19世纪末，法国社会心理学的鼻祖塔尔德判定“社会就是模仿”;基于达尔文主义对文化进化的启示，英国学者理查德·道金斯(论著The selfish gene)及其弟子苏珊·布莱克摩尔(论著The meme machine)共同构建了“模因学理论”，模因(meme)被视为基因(gene)的下属词，通过非遗传的、模仿的方式传递，广泛表现在语言、习俗、音乐、信念等诸多层面。语言学研究中有所谓语用三论:关联论、顺应论、模因论，网络秽语也不外乎此种传播模式，传统、民间、方言、社会是原生脏话重要的语料库，并在人与人、人与语言的互动中形成新的秽语模因。

众所周知，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崇尚美学的时代，而90年代现代性价值确立的过程就是“躲避崇高”的过程(王蒙语)，伴随90年代“痞子文学”兴起，“二逼、傻逼、牛逼”一类的京骂进入社会生活。及至新世纪头十年，技术赋权的去中心化使得日常秽语从乡野粗鄙用语僭越为交际网语，进一步“结构”、“解构”、“重构”了原有秽语的语言生态，使二者成为既联系又相区别的话语体系。网络骂客、哄客、笑客、赞客所共同造就的脏词运动，使秽语这一民间隐语变为公共秽语。“他妈的”升级为涉及男性污名的“屌、撸”，侮辱女性污名的“逼/B、婊、干、操”等词，网络公共叙事发出厚黑信号。“傻逼、二逼、逼样、穷逼、丑逼、蛋逼、逗逼、陋逼”等词从高度男权化的性别诅咒泛化为攻击位贱者的流氓话语，“*逼”成为一种强势模因。一些雅词也被改造成秽语:名字中带有“翔”的被骂成“屎”;花中四君子之一的“菊”原为感物喻志的淡然，被污为“肛”，网上以“爆菊、基佬、百合”来侮辱同性恋者;“木耳”被污为女性身体私处，甚而有“黑木耳、粉木耳”等侮辱性表述，这些“外显污名”的特质显现加重了受污者的直接感知觉，受辱程度高。

从“骂客领袖”到“粉丝实践”

秽语传播不绝的最简单原因是“管用”，攻击性强，是暴力与泄压的有效代替品。但骂的能量有正负，近代名人之骂并不少见，鲁迅的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”为经典骂句;刘半农提倡俗文学，为编“骂人专辑”曾登报征求“国骂”。而当下，网络交往中的身份化身(Avatar)、视觉匿名性(visualanonymity)使得负能量的无理谩骂轻易流露出来，而公众人物的网络话语暴力极易出现二级传播。2006年2月，一场以秽语为特征的文化论战在80后偶像作家韩寒与文学评论家白烨之间爆发，韩寒的一篇大字报式的秽语檄文《文坛是个屁，谁都别装逼》一面世，使得大批拥趸前往白烨博客叫骂，铺天盖地的秽语攻击迫使白烨关闭博客了事，体制内的“正规军”被体制外的“山大王”所痛击，韩寒博文中的“屁、逼、操”等语词引发了网民的秽语狂欢，他本人被拥戴为反体制文化的英雄人物。打假斗士方舟子常将“鼠辈、骗子、白痴、跳梁小丑、无耻之徒、卑鄙下流”等暴力语词作为道德批评的学术声讨，而其对手以此还治其身。再如，“超屌、这个屌”是台湾歌手周杰伦的口头禅，风行草偃，偶像行为引导了粉丝模仿，在大陆衍生出“屌爆了”等亚文化词汇。当前青年文化的一个重要外在特征就是粉丝实践，“粉丝实践既是建构集体身份认同的核心实践，又是将此种身份认同展示为‘真实性’的核心实践。”网络毒舌点评人“留几手”的“滚粗、女盲流子、连夜打断你的狗腿、人丑多读书吧”等污言秽语影响较大，以审丑为旨趣的“虐骂”与“求虐”习气日重，这种认知化为持续不断的操演实践，网民的集体观淫癖在模拟仿效下被释放，而网络的广场效应加剧了“秽语脱敏”。

从“掩饰机制”到“挪用盗猎”

在西方的脏话进化史中，不同的秽语有不同的禁忌度(taboo loading)，即“某个咒骂词用在某个情境脉络所含的震惊值(shock value)”。无论中西方，冒犯性的秽语粗词在“保守/开放”的拉扯中寻求破立平衡，在社会规则和管制下主动或被动产生一种掩饰机制:借由字、音、韵、形的变化，将词语中直接侵犯的禁忌部分冲淡、抽离或置换，如将fuck写成fruck，汉语将cao说成“靠”，将“屄”写成“逼”。两性之间有极大的语意不平衡，与女性有关的语词涵意多是负面、充满性意味的，常有非难的道德色彩与潜藏的污名，与传统秽语一样，网络秽语关涉到女性的脏骂更富有污名性。委婉语的主要功能是柔化字词的禁忌度，但在今天，原应掩饰的秽语扩大了使用的参与场景，有可能随意用在大多数的网络社群，委婉语染上污名或发生贬义化，呈现出“恶化语意学”(the semantics of deterioration)”的一种趋势。

挪用和盗猎是网络秽语运作的机巧策略，是巴赫金意义上的“狂欢式不恭”、“多音喧嚣”，是后弗洛伊德学派的“欲望生产”，是约翰·费斯克意义上后现代“游牧式主体”的临界自由，是法国学者米歇尔·德·赛图的“文化游击者”、“文本的盗猎者”，均指以文本意义的再生产来抵抗权力。按照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(J．Habermas)关于知识与人类旨趣的关系分类———技术旨趣(technical interest)、实践旨趣(practical interest)、解放旨趣(emancipator interest)，网络秽语是个体借用技术的一种批判实践，是从压迫力量(政治的、心理的、意识形态的、物质的等等)突围出来的解放旨趣。也正如美国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·斯科特(JamesC．Scott)在谈到底层政治抗争时使用了一个重要概念“隐藏的文本”(hidden transcript)———后台的言说、姿态和实践所构成的确定或抵触，改变着“公开的文本”(public transcript)所表现的内容。如以隐藏的“河蟹”嘲讽公开的“和谐”，网络秽语这一“隐藏的文本”已成为“弱者的武器”。为规避政府的网络限语令，网民采取语言嫁接、恶搞仿制、旧词新义、剥离借用、缩略谐音、大词小用、小词大用、粗词普用、新创转义、语码混用、错域使用等策略，一些语词被降格使用。如损友之间互称“贱人、小婊砸”，看不顺眼的女人被叫做碧池(bitch)。还有雅词粗鄙化，“绿茶”原本指代清新高雅的气质，而“绿茶婊”的唤称则是对女性的污名，以男性为主的“鉴婊大师”们生发出一系列谩骂标签:红茶婊、鸡汤婊、心机婊、素颜婊、化妆婊、奶茶婊、龙井婊、圣母婊、学婊等等，使女性无可逃遁。社会心理学家Jones等人认为，不名誉的记号(mark)是污名化的前过程，“记号并非污名，被标记也不一定意味着被污名化，从标记到污名、从被标记到被污名化的转变是经由‘印象吞没’这一过程实现的。”“婊”的传统语意含有极端的污名，这一记号意指是“以前经验过的”，而“*婊”的强势模因以“雅+俗”、“上+下”的修辞模式呈现了语言的降格使用，带来“同感现实”，女性要么承受污名，要么用男权话语进行消极抵抗，如自媒体名人HUGO撰文《女生嘛，污一点才可爱》。根据人民网舆情检测室“微指数”数据抽样显示，新浪微博上19－24岁的年轻女性是使用网络三俗语言的主流，“如何才能睡到宋仲基”之类的话语轻易在其微信、微博中出现。